昨天是《包法利夫人们———名媛的美丽与哀愁》一年内第二轮作内地巡回的首站———上海的最后一场。由东至西，五个城市的十三场演出，从剧院规模到观众人次都是一次提升，更是对《包法利夫人们》的一次考验。

　　《包法利夫人们》是近三十年来甚少出现的香港剧团制作的普通话话剧，我能想起的另外两个例子，只有香港话剧团的《德龄与慈禧》和进念·二十面体的《半生缘》。即便香港也曾演出由国家话剧院副院长王晓鹰为香港话剧团导演《盲流感》，以至演艺学院戏剧学院院长蒋维国给学生排戏，和赖声川带来《如梦之梦》，演出版本都是以粤语居多。

　　这里带出一个香港戏剧在未来发展的问题:普通话演出会有多少“市场”？香港观众会因为普通话演出能融会三地更多样化的创作精英而接受需要观看字幕，或聆听非广东话的舞台剧吗？在演艺文化上，香港人有为作为其中一个中国城市做好调适吗？

　　《包法利夫人们》在文化中心剧场首轮的九场演出，上席率达到八成以上。除了打破普通话话剧在香港是“票房毒药”的定见，更出现极具互动性的文化交流。热烈的交流想必也出现在其它普通话演出的座谈会上。但不同的是，《包法利夫人们》的导演是香港人，他用了他的文化视角来“呈现”台湾的包法利夫人们，从而希望香港（及内地）观众能在折射的镜像中看见自己。许是这样，《包法利夫人们》不论搬到哪个城市，都要受到某种验证:她的吸引力是否来自她的“不够纯粹”？

　　《包法利夫人们》翌年回到台北“娘家”，便要面对台北目前很两极化的戏剧氛围，一批“捍卫”剧场应是“修道院”的人士对于戏剧逐渐迁入“商场”是深痛恶绝，《包法利夫人们》的演出场地诚品信义旗舰店正是这种“鲍鱼之肆”，是以“她”并不因内容与形式的吻合而受到肯定，却更因为有迎合大众之嫌（例如被认为观众都只有外表或心态很包法利夫人的“消费者”）而被质疑“她”的“艺术价值”。

　　《包法利夫人们》在台北引起关注，除了《中国时报》以整版专题延伸探讨该剧和台湾的“包法利夫人”现象，更因为在台北剧场票房黯淡之下，“她”却使诚品信义店临时搭建的“春季舞台”出现购票长龙。

　　五月参加北京一年一度的“相约北京”，更开启了《包法利夫人们》在内地至今两次巡回的契机———是因为香港、台北、上海、北京这些大城市有着共通的文化特性？是对时尚一样狂热？是对名人和明星的消费一样渴求？是因为在只有大城市才能提供的这些物料中，令身处不同地区的人，来不及要抓住一鳞半爪来塑造对自己的想象？就如包法利夫人爱玛般，藉着“搬近城市”和争取“走入城市”的机会，来实现本来遥不可及的梵太奇（fantasy）？

　　“城市经验”作为戏剧的主题（正如爱玛一直向往“住到巴黎去”）如是通过《包法利夫人们》在香港的出生，回归台北，再巡回内地的大城市和“二线城市”，成为现代（中国）人对于“追求”城市经验的比喻。很多人梦寐以求去纽约度周末，专程飞柏林看演唱会，到伦敦吃最热门的馆子和顺道看一出西区最新的舞台剧。或只是坐在苏豪的公园凳上见证春天来临。这是上世纪的“城市经验”。一个全新的物质世界却已在中国的各大城市诞生，这些城市提供的想象———也就是人们通过对“她们”的向往而投射出的理想自我———将会令“包法利夫人”变相移民中国并诞下无数她的女儿们。

　　内地的《周末画报》在近期的“城市观察”一栏中OUT掉《包法利夫人》原著而把“包法利之城”放在IN的位置上。“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波及后世，最近同名的舞台剧迷倒上海，上海已是一座包法利之城，”包法利夫人“已演变成一个形容词”———戏剧与文学一样，还是要被传播才能成为后世可以参照的批判与经验，“流行”是一种非物质性的“巡演”，它本身具备了跨越但又融合的条件，是在不同之中找到普遍性———具流行性的剧场其实就是在这些普遍性中寻找辩证，它给我带来大量的创作动力，许是因为它令我不会一直停留在某一地、某一点。

　　上海、北京曾经是爱玛，但在今天，连香港也把上海、北京看成是包法利夫人眼中的巴黎。而在向着“大城市”的成功模式高速发展的“二线城市”的眼中，香港，又是一个怎样的包法利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