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从“下”到“上” 不走寻常路的漂泊者

     成太燊是公共秩序的维持者，而王宏伟们是整个城市的建设者。让边缘者维持世界景观，是贾樟柯对现实的批判，毕竟世界公园只是一种庸俗和廉价的浏览。

　　乡愁：电影底色

　　乡愁是人类最美好的感情之一，漂流的现代人都有所感念。乡村、小城和大都市，污染、拆迁、求学、流浪等等，都给了我们乡愁的动机。贾樟柯电影几乎就是乡愁的代言，乡愁给他的电影打了一层底色。贾樟柯首先是一个旁观者，然而给角色和电影以浓烈的乡愁，无论在故乡还是异乡。冷静的旁观和忧郁的乡愁，并不矛盾。乡愁是一种传统，既关文化，又系情怀。《站台》中的张军坐火车离开汾阳，体会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外面的世界，给你孤独和机会，逃离封闭的故乡，带有梦幻的色彩。正如赵小涛在世界公园里跳舞，观众和自己都清醒地知道这是赝品，可是满足于那一刻的带入。小武在故乡体验最深的孤独，在慷慨铿锵的英雄歌声里，默然的看着黄昏的过客，似乎整个世界都离他而去，其实过客才是汾阳的主人，而小武却要到监狱。

　　《站台》里有一个出现多次的主观镜头，火车反复地开进开出汾阳的城门。这本是崔明亮他们的机会，都出去，也许有更多的悲怆，也许更有切实的机会，当然乡愁会放大。但是他们往往是在下乡，去到比汾阳更落后的地方，体会到的却是惆怅的乡愁，和他们在铁轨上疯狂的奔跑、呐喊，成巧妙的反讽，勇气和眼光都没有真正给予他们。他们有希望，却错过。《任逍遥》中的少年，希望活得像歌曲中形容的海阔天空，率意潇洒但是没有走对路。

　　作者电影：有自己的视角

　　在消费社会里，小武、崔明亮和赵小涛他们其实都是落伍者，而且他们有着很深的焦虑。即便赵小涛使用上了代表时尚和先进的手机，也只不过是可怜的点缀。这就是大转折时代，小人物的悲哀，他们的痕迹只是对世界的补充，他们不是重要的消费者，因此被剥夺了在中心的权利。同一个世界，不同的视界。贾樟柯的视野开阔，他看到的不仅仅是山西汾阳，而是将汾阳作为中国的代表。中国的地大物博只是一个相对概念，放到任何一个具体的城市，都有其特别的问题。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既造福了一些人，也产生了一些跟不上时代的城市和人群。尤其是衰竭后的资源型城市，社会问题不堪重负。经济大潮下的滞留者，以及不成功的寻梦者，在和时间的赛跑中，错过了本就稀缺的机会。

　　贾樟柯的电影，在我看来，已经形成独特的象征美学，即开放性的、当下社会的隐喻体系。贾樟柯不明确表态，而是客观地反映现实存在。小偷、文工团员、不良少年、农民工，都是社会边缘人物，无意鼓吹他们的生活状态，始终与角色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又全面转达他们的讯息，他们对于流行文化的接受、对社会的看法和自己的人生态度。贾樟柯是国内少数保持作者电影立场的导演，对于电影中的角色不做无谓的批判，这种类似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风格，是贾樟柯的表达美学，极具独特的力量，引发观众的深切关注和思考。

　　社会在进步，普通人的生活承受深刻的影响。三峡是人类历史最大的水利工程，一部分人付出代价。《三峡好人》是贾樟柯再出发，从山西到三峡，然而情感和乡愁不变。《站台》中崔明亮有个表弟三明在下煤矿，在《世界》里也进城打工，其实扮演者就是贾樟柯的表弟韩三明，他的身份不是演员。他演出电影，还要下煤矿，这才是最真实的，也是贾樟柯电影最有力量的部分。三峡工程是中国人的梦想，也切实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对于感情，有人追寻，有人放弃。选择放下，还是背负，是个体的权利。

　　生活总是给我们很多可能，是继续现状，还是准备突破。我们怎么看这个世界，就有怎样的生活理念，生活方式并没有高低之分。有人幸运，有人寂寞，有人风光，有人潦倒，但在理想之前，努力、奋斗始终是正面的，正如贾樟柯曾经说过：“在我的很多同学中，很多人中途就退下去了。他们回到现实中去，没有办法坚持理想，其实都有很具体的理由存在。只能回去，面对一成不变的生活。有人认为我是强者，但我知道，我自己是弱者。在生活中有勇气与耐心坚持着的，是强者。我尊敬这些人。”

　　我有个家乡的朋友，今年春节过年回家时，他陪我看了所有的贾樟柯电影，最后他说，他感动的地方，在于贾樟柯把“所有人都当人看，没有居高临下”，从这个意义上讲，贾樟柯不把贫穷落后奇观化，确实很值得尊敬。他的坚持，是难得的“弱者”，“上善若水”，缄默地流动着，是大无畏，更是大悲欣。

　　中国电影如今不再缺乏大片，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是中国电影现在和未来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