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柯

　　张亚东

　　北京太合麦田音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宋柯前两天刚参加完深圳的“全国流行音乐盛典暨改革开放30年流行金曲授勋晚会”，这位1996年“入行”的资深音乐“伯乐”，迄今已是中国流行音乐的顶梁柱之一。但宋柯却谦称，自己在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过程中算是“晚辈”，同时参加晚会的谷建芬、李谷一等人，都是国内流行音乐的前辈。中国流行乐坛在改革开放30年间，经历了萌芽、南北双雄并立、北方独大等种种阶段，一直伴随着中国内地娱乐消费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着。如今，当盗版无情侵蚀了正版的份额，无线、网络技术也彻底颠覆了音乐的生产传播方式，中国唱片工业也在思考着变化中求生存。

　　上世纪80年代

　　民族音乐担纲流行主力

　　歌手林萍回忆道，上世纪80年代严格来说，似乎没有流行音乐。因为年轻人基本上都是传唱香港歌星的歌，当时邓丽君在中国内地就是天皇巨星，就算年轻歌星参加比赛，也大多是翻唱她们的歌曲。后来1986年的《便衣警察》、1988年的《黄土高坡》、《我热恋的故乡》等内地原创音乐也开始被广泛传唱，但似乎都“吹”着一股“乡土风”和“民族风”，和90年代以后的流行音乐很不一样。

　　此时，著名作曲家付林创作的《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小螺号》、《妈妈的吻》，谷建芬创作的一系列作品，都是当时的流行歌曲。“1978年到1988年的10年，中国音乐是多元化发展的，可以称为流行音乐的初期。”付林认为。

　　在中国香港台湾地区流行着邓丽君时，1980年，李谷一凭一首《乡恋》红遍大江南北。这不是一首普通的歌曲，它差点让当时的老领导老同志们听得“背过气去”，甚至还被定性为“灰暗的、颓废的、 低沉缠绵的靡靡之音”，但李谷一却凭她在内地首创的唱法，征服了千千万万的听众。李谷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道，1979年底，中央电视台制作了一部旅游风光片《三峡传说》，插曲《乡恋》词曲第一稿完成后，作曲张丕基请她演唱。当时觉得虽然旋律很优美，但过于专业化，不太容易传唱。张丕基修改之后，第二稿《乡恋》缠绵悱恻、如泣如诉的乡思打动了她。根据旋律和歌词的走向，她尝试了用半声演唱，使歌曲听起来更加抒情和打动人心。但歌曲播出后，可说是两个极端，一方面听众非常喜爱，另一面是斥责、非议甚至是声讨。其中非议最多的，是对李谷一采用的新的演唱形式，也就是批评者所称的“气声唱法”。

　　其实跟《乡恋》同时期的歌曲还有《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等等，这批歌曲完全不同于以往的“主旋律”歌曲，流行音乐的分支开始出现。

　　上世纪90年代初

　　广州是流行乐坛中心

　　在北方音乐还“劲刮”西北风的时候，南方音乐因为地理接近香港，就像它们的穿着打扮也比较时尚一样，广州成为那时的流行音乐中心。说起广东乐坛，真是辉煌一时，出现了陈珞、陈小奇、李海鹰和捞仔等一批鼎鼎大名的创作群体，还有一批红遍大江南北的歌手，像毛宁、杨钰莹、李春波、陈明、林萍、高林生、甘苹、李进、王子鸣、火风、金学峰等。

　　陈珞解释道，上世纪90年代初，北京作为政治中心的色彩还很浓，文化比较偏单一，而广东却有很多空间去尝试不同的新东西。 广东音乐人不仅深受那边温婉曲风的影响，创作出有本土特色的甜歌，还借鉴香港的造星机制，率先引进了歌手签约制度，推出第一批包装歌手。这种氛围当然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热爱流行音乐的年轻人前去“朝圣”。1991年，广州新时代影音公司的陈珞等几位音乐人看上了一个叫杨岗丽的江西小姑娘，根据她的外形、声音和气质条件，为其度身定做甜歌，送她去深造，为她设计造型，并展开庞大的宣传攻势。后来，杨岗丽成了杨钰莹，当年，她的3盒甜歌发行量突破百万大关，成为新时代公司的摇钱树。1992年，新时代以同样方式捧红了毛宁。这对“金童玉女”是中国流行乐坛造星运动的早期个案。

　　当时还有很多年轻人为了梦想，活跃在广州流行乐坛的“地上地下”。陈珞还记得已故的广州著名歌手陈汝佳的成名经历。陈汝佳1982年高中毕业时，恰逢广州轻音乐刚刚兴起。当时歌手也很少，喜欢唱歌的陈汝佳开始去越秀轻音乐团试工，唱一个晚上能挣4.5元，到正式录用时能挣到7元一天，这在当时算是收入很可观的职业了。一年多以后，陈汝佳开始跑场，唱的是当时流行的香港歌曲，几个月之后，陈汝佳又去了珠海、深圳的酒楼做驻场歌手。在广州的一些地方性歌唱比赛获奖后，1988年，陈汝佳又凭着《故园之恋》夺得第三届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