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导演丁荫楠曾想拍《梅兰芳》，他要把《梅兰芳》作为“历史文化名人电影系列”首部曲。丁版电影剧本是根据青年女作家李伶伶的传记小说 《梅兰芳全传》改编的，电影局也通过了审查，但3年多过去，电影一直未能开拍。

　　梅兰芳儿子梅绍武写了一个20万字的文学剧本，梅家后代一直希望有人拍出《梅兰芳》，他们心目中的导演是关锦鹏。但3个月后，关锦鹏宣告退出。

　　陈凯歌是梅家看中的第二位导演，梅葆玖公开表示愿意无偿给陈凯歌提供各种资料。

　　这些资料让陈凯歌发现了一个让他意外的梅兰芳，原来梅兰芳是 “思想前卫的80后新青年”，有着“被绑架的人生”，“戴着纸枷锁却终生自由的人”。

　　2007年7月，《梅兰芳》以“中国式大片”的架势开拍。

　　《梅兰芳》这部影片被认为是陈凯歌的“翻身之作”，来自中影集团的消息称，《梅兰芳》在全国范围投放数字和胶片拷贝共计1400个——比3年前《无极》的470个拷贝纪录，增加了近千个。

　　11月23日晚，南方周末记者在陈凯歌工作室专访了陈凯歌。头发花白的陈凯歌坐在高高的木椅上，每更换一个新问题，都会习惯性地戴上眼镜，翻看放在桌上已经写好的关键词。

　　陈凯歌说话平缓，用词谨慎，谈到《无极》，几次欲言又止。他强调《梅兰芳》没有自传的成分，“因为我没有资格”。

　　梅先生的电视机

　　我家和梅家都在西城区，地理距离很近。梅家住在护国寺街一号。穿过护国寺街，有个小胡同叫西巷，穿过西巷就可以到我们家住的太平胡同。按照步行算的话，15分钟就到了。

　　小时候，因为父亲工作忙，碰巧我和梅家第三代的孩子在一个幼儿园，有时候到了周末，幼儿园不开，父亲会把我送到梅家过夜。那时候我五岁，没什么太清晰的记忆了。

　　我见到梅兰芳先生都是晚上，他在家里的客厅坐着。我记得他从来没有站起来过，就是很安静地坐着，脸上有点笑容，跟我说一些我根本听不懂的话，我很拘谨，待了一阵儿，就跑去看电视去了。

　　那是1950年代末期，中国绝大多数人家里没有电视，他们家居然有电视，我记得接收的好像是苏联台的节目，里面人说的话我也不懂。后来我知道，那台电视机是苏联政府送给梅先生的礼物。

　　几年前，梅葆玖先生来找我，希望我拍《梅兰芳》。我没有直接答应，只说想一想，我要把梅兰芳的相关材料看一看。

　　后来，梅先生派人给我送了一大堆关于他父亲的书，几个月后我才看完。和梅葆玖先生见了几次面，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一致后，我接下了这部电影。

　　梅葆玖先生给我描述的梅兰芳形象，我后来在老子的《道德经》里找到了印证，说他是“豫兮其若冬涉川”，犹犹豫豫地好像跨过冬天的河水；“俨兮其若客”，到哪儿都像是客人一样的；“涣兮若冰之将释”，春风拂面的感觉，就是跟他在一起待着，有如坐春风之感。

　　梅先生最为打动我的东西，是他青年时代的照片，他的眼中有一点点忧郁，却非常坚定；他一辈子乐观，同时又怀疑，既相互冲突又高度统一，一辈子是昂着头。我们有他一千多张照片，没有一张是衣冠不整，或者领子扣没有系或者头发纷乱的。梅葆玖说他没有见父亲发过脾气，人前人后脾气差不了多少。

　　梅葆玖已经七十多岁了，讲的都是少年时的温暖印象。对拍他父亲的电影，梅先生很大度，没有给我制造过障碍，他对我最大的关心，其实是不说出来的信任。

　　我们摄制组出过一个大事故，一个40吨的吊车倒下来，虽然没有太大损伤，但大家都受了惊吓。第二天，梅葆玖先生给我发来一条短信:“我听说了昨天的事故，很担心，希望你们保重。”常人情态这些东西是我最看重的，他真不愧是梅兰芳的儿子。

　　梅葆玖先生是一个新时代的人，他对我的帮助，除了娓娓道来他对父亲的印象，父亲是怎么说话的，还会给我提供很多梅兰芳原始的录音带和录像带。

　　不久后，京剧《梅兰芳》在北京演出，我是抱着学习的目的去看的，因为喜欢于魁智这些演员，演出完还去了后台。我对他们演这个戏很敬佩，但我没说过“它给我前所未有的震撼”，也没说过“讲故事上给我什么启发”，我就是平常心去看戏而已。

　　凡人梅兰芳

　　梅兰芳在我印象里一直是个传奇人物。旧式文人樊樊山在写《梅郎曲》里，说江南这些仕女们，就是梅先生的那些粉丝，个个身上都要绣一朵梅花。具体地说，叫沉醉江南仕女心，衣襟总带梅花谱，这是很厉害的。

　　梅兰芳先生1956年有一个讲话的录像，当时是用电影胶片拍，后来转成磁带，我发现里面梅先生说的居然不是北京话。后来拍戏的时候，我跟黎明说:不要你是那种很土的北京腔，因为梅先生根本不是这样的。

　　我从当时的报纸上看到，梅兰芳是那个时代最引发争议的人物。孟小冬和梅兰芳的爱情，按我的看法，百年后可能会成为中国民间传说的新经典。梅孟之恋当时是公众高度注意的焦点，两个人不能双出双入。枪击事件之后的轰动程度，绝不亚于现在，在舆论的压力之下，像所有的爱情经典一样，梅孟恋也以离别作为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