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朔以领袖格局看马英九，直指马“爱自己比较多”马英九必须勇于承担，才能改变时代。（图片来源：台湾《联合报》）

　　两岸正处于近代中国三百年来最佳的情况，要解决两岸问题是非常有可能的，可透过互动、交流、经济等合作，解决两岸纷争。在适当的时机，要有魄力，才能改变时代。

　　——南方朔:勇于承担才能改变时代

　　当务之急：建立清新价值观

　　领袖是针对问题而来的。

　　台湾目前最迫切、要拨乱反正的问题有三项：第一是过去十余年来台湾都处在民主化的过程中，而民主化就是有话就讲、有利益就抢、有责任就免。这些民主化过程的乱象造成是非不明、价值错乱，需要尽快扭转过来，也就是要建立清新的价值观。

　　其次，民主化过程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历史的帐一定要算，族群间一定要斗，所以必须建立一个感情和谐、具有认同感的社会。

　　最后就是要化解两岸对立，将两岸关系引导至良好的方向。

　　我最欣赏的三位领袖是美国总统林肯、小罗斯福及前捷克总统哈维尔。当年林肯面对的问题是美国南北冲突，因此他致力于创造团结，结束分化。而要弭平台湾族群撕裂、对立的文化，就是要有类似林肯的胸襟和人文关怀。

　　哈维尔面对的也是一个乱七八糟、是非不明的社会，因此他以身作则，追求社会的健康，到处演讲谈道德，使捷克成为欧洲最稳定的国家之一。领袖必须有提升社会道德的思维。

　　小罗斯福任美国总统时，美国正处于富人浮华、穷人愤怒的时代，他上台后积极解决失业和贫穷问题，同时也建立一个清廉有效率的政府。他的名言正是“国家的责任是让人民免于匮乏”。

　　我希望马英九学习这三位领袖面对国家难关时表现出的智慧，即提振政府责任、关怀百姓和加强社会的道德心及责任感。

　　负面教材：胡佛、辛哈、柯林顿

　　历史上有杰出的领袖，也有值得警惕的领袖。美国总统胡佛就是一名反覆投机、自由放任的领袖，以为有钱人过好生活，社会就会繁荣，且社会责任心很薄弱，又不了解国际局势，后果就是一九三○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政治领袖如果在政治立场上不能坚持一些基本价值，施政上就会造成很大的偏差，马英九要以胡佛为戒。

　　另外，印度总理辛哈也是一个应该引以为戒的例子。辛哈的经济思维和台湾现在的政府一样，认为只要股票、房地产上涨，消费热络，就代表经济繁荣。要达到这样的地步，只要开放外资即可，因为有人赚钱就会消费。

　　但是这种经济思维可说是完全被美国投资公司和房地产开发商的分析师牵着鼻子走，也难怪外资称印度是对外资友善的国家。

　　这种经济思维的问题在于一旦房价和物价上涨，会造成穷人很大的压力，生活困苦，印度因土地、粮食，甚至加薪造成的暴动已发生数起，而且外资来得快，去得也快。印度总理辛哈经济思维的错误，已使印度由金砖变成铁砖了。印度的例子告诉我们，国家领袖必须有自己的思维，不能用别人的思维。

　　前美国总统柯林顿也值得引以为戒，不过要戒惕的不是性丑闻，而是第二任时怕被人民骂，不敢做事，只会依靠民调；表面上，以民意为主，但实际上没主见，只会讨好人民，故作爱民状。

　　领袖的功能在领导，而民意如流水，领袖必须有想法有主见，只跟着民意走，早晚会出问题。

　　马英九的道德操守我不怀疑，但做事风格我质疑。我认为马英九的“不沾锅”性格不是指不与财团挂勾，而是出纰漏与我无关。像新“内阁”组成，“行政院长”是由“总统”任命的，除“国防”、“外交”、两岸人事外，对其他“阁员”人选，马英九不能只说尊重刘兆玄院长的意见，这种表现就是“不沾锅”。马英九应该说我们选的都是最好的“阁员”，有问题我负责。

　　操守之外：他爱自己比较多

　　而且马英九的表现像个明星，不像领袖，因为他爱自己比较多，把责任往别人身上推。对一些重大问题从不主动表示意见，总等到民意反应后才表示看法。像选前的踢馆事件，其实那四名“立委”并没有责任，马却要他们道歉。还有詹启贤退出马营，与金溥聪有何关系，因为马英九是“总统”，自然可决定用不用詹启贤，但他都不出面讲清楚。

　　马英九的两岸政策非常摇摆，由终极统一论到“不统、不独、不武”，也就是维持现状。其实维持现状是最烂的政策，完全没有企图心，做为一个领袖必须要有方向感。

　　十余年前李登辉主政时代，台湾出现“权谋政治”，造成权责不清，却成为政治领导人最喜欢的游戏。这次马英九在“陆委会”人事的任命上，我又看到了“权谋政治”。

　　世界上没有全民政治，只有好好推动政党政治，才能争取反对者支持。马英九应规规矩矩做事，不要再搞权谋政治。

　　我认为马英九必须成为一个有责任感、魄力，敢说出自己想法的领导人。即坚持自己价值、超越矛盾，以赢得反对者认同。超越蓝绿冲突的最好方法就是卓越的领导，而非不领导。

　　面对历史：适当时机展魄力

　　前述台湾三大问题，前两者还可以从别人成功的例子中找到启发，但两岸问题就必须找一个能让北京、台湾、亚洲、美国和日本都满意的解决方式，这是对马英九历史定位的挑战。

　　两岸关系不是只有开放陆资、三通、直航而已，必须要有长期的思维才能建立两岸的互动与互信。两岸正处于近代中国三百年来最佳的情况，要解决两岸问题是非常有可能的，可透过互动、交流、经济等合作，解决两岸纷争。一旦解决两岸问题，胡锦涛和马英九就该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在适当的时机，要有魄力，才能改变时代。